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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.光華.牯嶺街
其實我們已經離那個牯嶺街很遙遠了。

一百多年前,清朝政府在今天的愛國西路築了一道短命的城牆,城牆以南的地域,也逐漸蓋起了官舍。儘管四圍仍多是沃野田疇,飄浮在這條街上的氣味已經在改變了,註定了從此以後的半個世紀,歷史舞台上少不了它。

想像一下曾經有那麼一個年代,沒有羅斯福路,沒有郵政博物館,若要往來台北城與古亭庄之間,不可能忽略牯嶺街。清政府在這兒興築起官舍,但才起了個頭,台灣就易主了。新來的日本主子,雖然拆了城牆,可也沒忽略掉這條街北銜南控的樞紐地位。隨著
牯嶺街,倒有個日本名字,佐久間町—為了紀念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,他在鎮壓台灣原住民的戰事中客死異鄉)出現了成排的日式建築,木造的房舍上頭覆以黑色的瓦,院子的外頭還零星栽起了榕樹,日本人一批接一批地搬了進來,其中不乏任職於公家機關的重要官員,其中最有來頭的,或許是第二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:這位在台灣殖民地現代化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,據說就住在現今永豐餘大樓的舊址上。

故事太多太多了。誰能想到,在日本人走後,牯嶺街的戲份還沒演完。據在地耆老們的回憶,二二八事件這兒也有一份呢,在街頭流竄的槍響嚇得人人都要閉門深鎖。但影響更久遠的,許是那些被迫遣返回母國的日本人,為了籌措旅費,在街上擺起了地攤販賣那些帶不走的書籍、字畫,這該就是牯嶺街舊書攤的前身。日後國府倉皇撤退來臺,隨行的諸多達官貴人循著日本人的模式,連同軍隊一起進駐到這一帶的廣袤區域(何應欽將軍的官邸就在牯嶺街上,離故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宿舍不遠),這些人來得匆忙,多半沒帶什麼銀兩在身上,遂仿效起日本人的前例,在牯嶺街上就地賣書變現,日子一久,牯嶺舊書街的名氣也就不逕而走,成為上下好幾代台北人的共同記憶,而日本人在此地留下的痕跡,遂一點一滴,有意無意地遭歲月掏洗,教多數的台北人不復記憶。

由於鄰近權力核心(日本人的總督府,中華民國的總統府),使牯嶺街蒙上一層曖昧的面紗,在它平靜的住宅區上頭,飄浮的不止溫柔的暖陽,更多的是冷冽的政治氣象。(牯嶺,正是昔日蔣委員長召開廬山會議的地點,被用來替換掉佐久間町,試圖將殖民統治的記憶給抹去)如今的牯嶺街小劇場,就是在這樣時而動盪時而肅殺的年代裡誕生的。自然,那時它遠遠還不曉得自己將來的命運,日本人是為了在此設置一個憲兵分隊才建造了它。作為殖民帝國的監控之眼,這座建築物迥然不同於鄰近格局方整的屋舍,它的大門開向西北,掃視著平原地帶可能出現的任何威脅。權力的介

入,使得這個空間打從一開始就是使人們的身體感覺不自在,感覺受到監管的。這樣的空間感,即使到了國民政府接手統治的年代,依舊沒有太大的改變。在很長的時間裡,這棟房子繼續負起了監控的責任,作為警察局矗立在街的一角,始終是國家權力具體而微的象徵,它冷冷地環視周遭一切。

這一切是否事過境遷了呢?上個世紀末,中正二分局搬遷到了南海路的新址,閒置下來的建築物在文化界人士的奔走努力下,出人意料地被規劃為小劇場的展演空間,藝文活動竟然跨入了舊有的權力場域!於是乎,昔日「看人」的如今要「被看」了;從前用來保護特權的空間,這會兒站到人民的一邊來,和街坊鄰居和時代青年一同呼吸一同發聲;小劇場與牯嶺街的關係,有可能不再是監控、保護,而是捍衛、合作。……當這枚種子被植入牯嶺街後,我們能不能對這條街,這整個空間投以新的期待,在它似乎洗盡鉛華逐漸沉隱的今天?
那末,即便離那個牯嶺街很遙遠了,我們仍當歌唱。

撰文:台大歷史系 陳泳翰 
特別感謝 鐘俊宏 提供協助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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